臺灣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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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二八到推動黨外運動 黃金島台灣民主戰車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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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戰士─黃金島 圖與文:黃國斌

前言:黃金島年少時赴日學醫,卻陰錯陽差跑去當日本兵,前往海南島打仗,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一度被關入集中營,在脫逃後集資雇船返台,卻碰到颱風侵襲、海盜收刮,海上漂流十七天,幸運撿回一命。

回台後沒多久,因發生二二八事件,他參加二七部隊,在埔里烏牛欄戰役中以寡擊眾,但也成為通緝的對象。而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他易名加入海軍陸戰隊及裝甲兵學校,戲劇性的逃亡六年。在白色恐佈的年代,因人密報,被冠以捏造的八仙山武裝判亂罪名,入獄坐了二十四年的黑牢,直到蔣介石過世,政治犯獲得減刑才出獄。

美麗島事件後,黃金島開始從事民主運動,一九八七年創辦大屯區民主聯誼會,成為中部地區第一個黨外政治團體,其輔選無數,也贏得「台灣戰車」的美名。



問:你的本名是黃圳島,為何會用黃金島的別名?

答:我的本名是黃圳島,二二八事件後,我為了逃亡,改名為黃金島。一九九一年,我為了繼承一筆祭祀公業的遺產,才赫然發現我早於民國四十九年即被親戚向戶政單位登記失蹤及死亡,經過向戶政單位申請「起死回生」,才改回本名黃圳島,由於大家比較熟悉黃金島的名字,因此沿用迄今。

問:簡述你的求學、當兵之路?

答:我中學時半工半讀,並在醫院擔任助手。十五歲時,受到醫院院長的鼓勵,前往日本想要學醫,沒想到當年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逐漸戰敗,物資匱乏,連學生也被動員到軍事工廠去勞動服務。我為了求生存,只好暫時放棄留學夢,報考海軍運輸部,並被派往海南島,我除了不會開飛機之外,戰車、火車都會開。

問:日本戰敗後,你曾經滯留在海南島,被關入集中營,最後如何逃回台灣的?

答:日本宣佈投降後,日軍被一船船的平安送回日本,但一千六百位台籍的日本兵,卻被分發到集中營,每天只能與飢餓和病魔纏鬥。當時我認為不能坐以待斃,因此利用夜晚穿越鐵絲網,逃出集中營。

我後來並和友人合資雇船回台灣伸討救援,原本預估最慢八天就可以回到台灣,沒想到,啟航第一天傍晚,就碰到颱風侵襲,船身處處浸水,在與死神搏鬥下,度過驚魂的一夜。而小船在海上漂流將近十天,在大家精疲力盡之際,竟然又遇到海賊,被洗劫一空。

帆船在海上漂流十七天之後,才返抵台灣,而這段返鄉之路,當時非常轟動,還曾經上報。

問:你怎麼會參與二二八烏牛欄戰役?

答:二次大戰後,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但國民黨政府卻比日本人還蠻橫無理,人民生活急遽惡化,我由於在國民新報擔任記者,基於職業敏感度,早有預感有一天會出事。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有一天我目睹許多無辜民眾被機關槍打死,讓我十分不忍,決定起而行動,與多位學生到陸軍警備隊接收了一些手槍,並成立獨立治安隊,接管了派出所,負責維持車站、南區一帶的治安。

後來為了統合各方隊伍,合組成「二七部隊」,由謝雪紅擔任總指揮,獨立治安隊則改稱為警備隊,我也把在日軍所學到的戰技傾囊相授。

政府為了平息二二八事件的動亂,後來調派二十一師來台,但卻濫殺無辜,手段殘忍,由於二七部隊只有幾百人,實力有限,當時我認為如果繼續留在台中市區與二十一師對抗,會造成嚴重傷亡,殃及無辜的百姓,因此主張撤退到埔里打游擊戰,誘敵深入。

我並帶領約三、四十人的警備隊員,據守烏牛欄橋,迎戰二十一師的二千多名兵力,我方因佔地利之便,我在投擲了四顆手榴彈後,重創二十一師的先頭部隊,當時我方有四位同仁在戰役中捐軀,國民黨軍死傷人數則有近百人。二七部隊在埔里重挫二十一師,使得國民黨軍因此投鼠忌器,不敢再為所欲為,相較於基隆、台北、嘉義、高雄等地的大屠殺,台中市是唯一躲過大規模屠殺的城市,也是足堪安慰之處。

但因二七部隊彈盡援絕,兵力相差太懸殊,加上本部被攻佔,最後大家只好化整為零,走向逃難生涯。

問:逃亡生涯為何會藏身在部隊中躲避追捕?

答:逃亡期間,我一度到處打工躲藏,隨時有被逮捕的危險,由於當年國共內戰打的正是火熱,國民黨軍無法操作從日本接收來的軍艦,大量號召曾在日軍服役的台灣人到海軍陸戰隊當兵,基於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想法,我因此改名黃金島加以報考,並被派到福州接收日軍的武器,軍隊從此成為藏身之所在。直到一九五一年,一位友人出事被捉,抖出我的行蹤,我才結束在軍中逃亡六年的生涯。

政府嚴刑拷打,在我抵死不從下,始終不知道我就是烏牛欄戰役的第一線指揮官,最後竟然編造出我涉及八仙山武裝基地判亂的謊言,打算判我死刑。其實當時我根本連八仙山在那裡都不知道,事實上也沒有所謂的武裝基地,最後法官以基地沒有武器,沒有人員,沒有經費,但仍有意圖顛覆政府為由,將我判無期徒刑,我也莫名其妙的坐了二十四年的黑牢。

坐牢期間,我先後被拘禁在新店軍人監獄、綠島政治犯集中營、臺東泰源監獄等,曾經二十八個人擠在一個小牢房內,也曾碰到轟動海內外的泰源監獄暴動事件,直到一九六五年蔣介石死亡,政治犯獲得減刑,我才結束二十四的牢獄之災。

問:在你的後半生,王昭娥一直是你最重要的賢內助,你們是怎麼認識的?

答:出獄後,我仍然受到監控,五年內必需每星期到派出所報到,還被褫奪公權十年,每次我要到工廠工作,就有員警向老闆表示,我是匪諜,嚇的老闆不敢再雇用我。

我後來認識小我十八歲的王昭娥,當時她知道我是一位政治良心犯,還在親友驚訝與不解的眼光中,與我結為連理。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我決心投入民主運動,太太除了拿出積蓄,還賣了兩棟房子,讓我專心的到處輔選抬轎,除了陪我到處街頭遊行抗爭,也常烹煮點心招待群眾,可說是我的最佳得力助手。

問:你後來怎麼會從事民主運動之路?

答:一九八七年,我決定要號召年輕人參與民主政治,不要再有白色恐佈的恐懼心理,因此籌組成立大屯區民主聯誼會,當時的民進黨台中縣市黨部,還是我協助成立的。

聯誼會多年來,參與過民主聖火路跑、要求解嚴、國會全面改選、省長、總統直接民選、廢除黑名單等活動,我還參與成立台灣公共權益促進會、並擔任政治受難者聯誼會常務理事、二二八基金會董事、二○一二年我則榮獲全美人權會鄭南榕紀念獎。

問:你為何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參與選舉?

答:從事民主運動多年,我向來只有抬轎,從未想過要選舉坐轎,儘管這些年來,政局仍免不了紛亂,但因當初想推動的目標都已達成,民主也步上正軌,我認為應該要讓年輕人接棒,我最後也選擇退出民進黨,今後則以民主農夫自許,只想散播民主的種子,讓民主發芽生根,我並不需要一些虛名,我的一生已經夠精彩了。
發佈日期: 2014-03-01 08:10:00